我们既要关注大国如何崛起，也要关注崛起后的大国如何永保太平。

尊敬的陈总、段总，泰康的各位领导、与会的各位嘉宾，大家早上好。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在2014年以前都是20%、30%，2015年到5%左右，今年早上看到一个消息房地产投资已经处在历史最低位，我一看它是总结去年，因为今年一季度房地产投资又到6%了。

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已经非常接近底部了，当然触底是非常复杂的过程，中国经济潜力还是很大的，最重要的把政策改革做好，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释放出来，新的平台一旦搭建起来，五年到十年应该有比较平稳的增速。我认为这个指标是很要命的，时间长了以后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僵尸企业，相关地方的财政在下降，金融风险在加大，时间拖的更长，现在讲金融要守住底线，区域性、全局性、系统性风险，这个东西持续时间长的话，有些地区的抵抗力变弱。可以看到最近几年我们的货币政策应该说是形态各异，但是产能过剩问题并没有减轻，所以此路不通。发挥人的积极性，建立一支高效、廉洁、进取的现代化公务员队伍。我最近到长三角、珠三角的县城去看，我看里面的房地产很好。

重化工业行业都看到，去产能实际上是解决国企的生存问题。如果和前一低点比较起来是走平，或者还略高一点，我们就会考虑是不是已经开始触底了，这里面我就跟大家讲一个基本的观点，我说概念调整以后，已经非常接近一个范围了，为什么做起来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已经非常接近底部了，接近底部和实现触底是两个不同概念。最后，在正确认识自身比较优势和积极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应注意吸取两种发展思潮的教训。

鉴于此，有必要探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经验是什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是对上述两种发展思潮教训的总结，也是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总结。首先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正确认识自己，也正确认识别人。对于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而言，能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经验中学到的精华也在于此。

只有把交易成本降下来，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才能提高竞争力今天的中国社会面临很多问题，如果经济在发展，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可一旦经济发展出了问题或者停顿下来，很多问题就变成真的问题，政府难以应付。

如何让老百姓支持和拥护改革呢？答案很简单，改革和发展要让老百姓具有获得感，而不是失去感，更不是被掠夺感。不过，国富和民富之间必须保持一个均衡状态。实际上，如果不能在这些社会领域建立起有效的社会政策，消费社会很难建设起来。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人们希望真正能够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通过供给侧体制改革，来寻找和激发新的增长点，在继续把大饼做大的同时分好大饼，也就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经济学误入歧途了，经济政策也是误入歧途的。更为严峻的是，因为经济学老是紧盯着老百姓的钱袋子，这么多年来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的就是社会遭受严重的破坏。第二，中国要在下一阶段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一旦找到机会，民粹主义就会高涨起来，对社会政治稳定构成巨大的压力。

因此，政府本身承担起了经济发展的责任。今天的世界各国民粹主义都很高涨，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民粹主义，所不同的只是一些国家有能力控制民粹主义，而另一些国家则没有能力，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也就是说，经济政策更多地体现为实现政府目标的工具手段。第一，经济发展的确还是硬道理。

在民间财富不仅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而且有可能被政府通过各种方式而攫取的情况下，中国社会财富在加紧流出。但现实不是这样，可能刚好相反。任何改革需要成功，不仅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更需要老百姓的支持。如果说这种金融具有有效性，只是因为它能够充分利用普通老百姓的发财本能，而不是帮助老百姓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或者致富。不过，经济学还是聚焦在简单的国富经济学，而不是民富经济学。可以预见，如果这个趋势不能得到有效遏止，最后牺牲的还仍然是老百姓，尤其是中产阶层。

经济政策误入歧途 其次，经济政策并没有带来民富和社会公平。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中等收入社会。

这实际上有几个方面的原因。无论是政府降低首付的比重，还是各种各样的毫无节制的筹资方式，都在推动着房地产市场。

在中国，国家能力是提高了，但社会公平还是很遥远。这里是有深刻误解的，这里的nations更多指的是人民和民族，而非states即政府，也就是中国所理解的国家。

对国家的经济政策来说，在各种问题中，国家的税收收入和地方政府高昂的债务表现得尤其显著，没有经济交易活动，这两个问题会是致命性的。这个表述直接指向了近年来中国改革进程中所存在的一个致命现象或者改革软肋，那就是，改革越多，老百姓越没有获得感，对改革越不满。到现在为止，经济学还仍然是GDP数据经济学，重点仍然是GDP的增长或者增长的来源，没有多少人会去问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如何了。财政大中央保障了中央政府的能力，但一直在弱化各级地方政府的能力。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越来越不公平，社会越来越分化，老百姓的民粹主义也越来越强盛，官民之间、资本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中国从汉代就开始争论国富和民富的问题，儒家强调民富，而法家强调国富。

当然，这也是今天西方的社会现象。国家的强大必然要建立在民强的基础之上，国富民穷最终会走向民穷国穷。

但是，这里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两个问题尤为显著。理想地说，国家的经济政策应当是为全社会创造财富，社会财富的扩张导致国家（政府）财富的增加，从而实现民富和国富的双赢局面。

这也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社会对政府不信任，没有信心。如何让老百姓具有获得感，是中国的改革者所应当思考的第一问题。实际上，财政上的大中央并没有导致责任上的大中央。如果能够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不仅可以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十三五期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而且可以为在下一个阶段把国家提升为高收入社会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不过，很长时间以来，经济政策的趋势是要保证国富，而这个过程往往牺牲了民富。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不分，轻易地把以GDP增长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扩展到社会领域。

没有来自老百姓的合法性，改革必然会变得艰难，甚至失败。以提高国家能力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意在强化国家推动经济发展能力的同时，也有能力进行公平财富分配。

这也是这些年来中国改革经验的一部分。可以说，这个现象存在于改革的各个领域，但在经济社会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